电商直播 引领新消费时代
[ 中国电商市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成长，从最初的电脑时代，到10年代以后的手机时代，再到今天的直播时代，物理技术日新月异，不变的是以商品为核心、消费者为本位的初心。不过，5G时代的电商直播与以往的电商有着本质不同，那就是直播技术让原本货对人的形态转变为人对人，使消费者与主播能够进行深度互动，多年来行驶在两条道上的电商与社交终于走到了一起。 ]
[ 淘宝直播今年一年大概带动了400万就业。 ]
自本年度“双11”电商直播大放异彩之后，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布局直播，且加重加码。刚刚落下帷幕的“双12”，淘宝直播率先推出5G直播。
中国电商直播诞生于2015年底，2018年“双11”初露端倪，2019年“双11”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势头。业界、消费者、专家，都对电商直播引领新消费时代抱以热望。
毋庸讳言，电商直播作为新生事物，人们在拥抱它的同时，亦有必要在观念上对其做一番正本清源。公众对电商直播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已有基本认知，本文试图从电商直播不等于网红直播、作为分工的产物、给商家和产业带来的好处三方面进行阐述，使公众对电商直播这一新兴事物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网红直播不等于电商直播
当下，最为热门的电商直播明星莫过于李佳琦、薇娅等人，以至于许多消费者简单地将电商直播与网红直播画上等号。其实网红直播不等于电商直播，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，且非主要形式。
电商直播之“新”在于通过引入“主播推荐和介绍”这一环节，进而改变原有的商品展示形态，将原来电商平台下各商家相对静态呈现的商品，通过主播的中介作用变为动态展示。
网红直播，顾名思义，消费者与商家之间通过网红得以建立联系，因主播自带流量，形成粉丝效应，与一般的明星经济具有异曲同工之处。换言之，在该种模式下，粉丝主要消费的是主播，而非商品。由于大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能够创造巨额营收、形成规模粉丝经济的仅限于头部主播。
真正具有光明前景的是专业主播，该模式才是未来电商发展的主流模式。专业主播来自不同行业，他们聚焦并深耕于自己的专业领域，运用专业知识为消费者挑选、推荐商品，凭借专业直播技能和特色吸引消费者，积累粉丝，由此形成在消费领域的权威声音，影响消费者。专业主播与人们通常理解的“网红”完全不同，这是一种基于高度专业性的全新职业，主播背后承载着一个从选品、供应链管理甚至到文宣公关的庞大团队。
即便是超级流量网红做电商直播，也需要一定的专业度，比如李佳琦，他直播主要聚焦于口红、美妆和护肤品类。不存在全品类通杀的主播，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主播。不可否认，人是有局限性的，主播也是如此。主播一旦跨界超出自己的领域太多，粉丝对其的信任程度就会大打折扣。
因此，网红直播不等于电商直播。未来，电商直播要行稳走远，应致力于打造主播的专业性，此系核心要义，须臾不可偏废。
作为分工的产物
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在其旷世名著《国富论》中提出了影响后世至今的分工理论。亚当·斯密认为，分工的起源是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。正因为个体才能的差异，通过劳动获得的产品也就不同，而人类又天然具有交换与易货的倾向，于是便有了能够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分工。分工意味着专业化及生产力的提高，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方式的日渐复杂，个人财富随之增加，社会亦因分工而出现繁荣，并最终促进非意图的公共利益。
在笔者看来，电商发展到社交电商阶段，直播所带来的是高度细分的分工协作，是斯密分工理论在新消费时代的经典写照。就本质而言，电商主播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工，是电商生态演化至当下的最新阶段。电商平台通过直播技术，聚拢一批有一技之长的、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为“主播”的人，向消费者介绍、推荐、试用货品，创造出一种新的消费场景，并以此获得收入。
主播不过是电商直播的前台代言，其幕后团队有着不为公众所知晓的精细分工。围绕专业主播，背后有主播经纪人、主播助理、直播运营、场景包装师等新兴职业;围绕商家和货品，背后有招商、品控等职业。总之，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的消费场景，带动了一系列的业态迭代，衍生出直播上下游至少十几种大类的职业，各种细分职业不计其数。其中，主播更是成为热衷时尚的年轻人最向往的新兴职业之一。
基于高度分工协作的电商直播，不仅创造消费增量，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驱动力，同时，也造就了海量的就业岗位。据测算，淘宝直播今年一年大概带动了400万就业。前述催生的新型职业，一部分也是依托于传统职业的转型，例如大批汽车4S店导购、化妆品专柜导购等人员转型成为主播、助播等新兴职业。另外，电商直播也给传统意义上的无就业能力者创造了就业机会。
毋庸置疑，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，孕育了无数新兴职业和海量就业岗位，创造了人人可参与的新型就业模式，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人的专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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